潘天寿

大事年表

1897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冠庄村，原名天谨，学名天授。

1903年，生母病故。是年夏，入村中私塾读书。文章日课之外，喜欢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

1910年春，入县城正学小学读书，接受西式学校教育，课余喜爱书法、绘画、刻印。

在县城纸铺购得《芥子园画谱》及数本名人法帖，成为他自学中国画和书法的启蒙教材，从此立志毕生从事中国画。

1915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赴杭州就读。

1918年，师范四年级，为同学作《枇杷图》。

1919年，为同学作《紫藤白头翁》等画。是年，参加杭州"五四"爱国学生游行集会。大约在1919年至1920年间，与刘海粟在杭州丁家山首次相见。

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进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 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

1921年，经常临摹民间古旧书画，钻研画论。作《紫藤明月》、《雪景八哥》等画。

1922年春，转浙江孝丰县（今安吉县）高等小学教书。与沈遂贞在孝丰一字阁开书画展，作品中有指墨画。作《古木寒鸦》、《长风白水》、《济公与象》、《秃头僧》等。

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画风向吴昌硕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作《秋华湿露》等。改"天授"为"天寿"。

1924年，任上海美专教授，着手编著《中国绘画史》。经常参加各种展览，观摩古今书画，结识先辈名家。着重攻写意花鸟，又攻山水画。作《行乞图》、《垂杨系马》、《狸奴守岁》等画。

1925年1月，在上海完成《中国绘画史》，2月，在杭州写成序言。6月20日，与刘海粟、诸闻韵等教授联名在《申报》刊登启事，接受订件，为五卅惨案中死伤的工人、市民举行义卖画展。 作《晴峦晓色》、《春风淡荡》、《古梅》等。

1926年7月，所编《中国绘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冬，与俞寄凡、潘伯英发起创办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1927年春，新华艺专招收第一期学生，潘天寿出任教育系主任教授。

1928年初春，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时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授课教师。

冬，与王一亭、刘海粟在名医徐小圃家宴请日本画家桥本关雪。桥本关雪与他笔谈："南画创于中华。可惜我不是中国人，不在中华长大，对各地名胜古迹观光机会不多，每隔一二年便来旅行写生一次，以弥补缺陷、增强修养。"潘天寿在归途中对刘海粟说："我们生在中华真是三生有幸。桥本很用功，一心想继承我国南宋诸大家的神韵，可惜感情欠深沉，下笔仍是岛国人本色，作品回味不多。我们要奋力笔耕，不能让东邻画家跑到我们前面去啊?作《绯袍》、《青山白云》等画。

1929年春，赴上海参观唐宋元明古画及石涛、八大专题展，作《读八大石涛二上人画展后》诗。是年夏，参加艺专组织的访日美术教育参观团，走访了东京美术学校，帝国绘画馆、博物馆等机构，了解日本艺术教育情况。作《鸡冠八哥》、《西湖秋色》。

1930年，作《观瀑图》、《幽谷图》。

1931年，参加"艺苑"画展，作品《兰花》收入美术展览会专号。作《江洲夜泊》、《石壁飞瀑》、《山居图》、《霜天暮钟》等。

1932年，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曾先生在上海、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地举办画展，甚获好评，并出版二集《白社画集》，其中收入了潘天寿的《江洲夜泊》、《梅兰竹石》、《赠悲鸿鱼鹰图》、，芭蕉雄鸡》、《穷海秃鹫》、《石梁飞瀑》、《松壑鸣泉》等作品。10月，参加"新华艺专教授近作展览"。

1933年，作品参加徐悲鸿在法国巴黎主持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届画展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修改《中国绘画史》，编写《中国书法史》初稿。作《夕阳山外山》、《鳜鱼》等作品。

1935年春节，"白社"第三届画展在杭州开幕。加入朱念慈所创"莼社"。9月，参加"百川画会"。作《江洲夜泊》、《山居图》。

1936年，所编《中国绘画史》经修改后再版，列入"大学丛书"。8月，"白社"第四届画展在苏州公园图书馆举办。作《梦游黄山》。

1937年4月1日，潘天寿作品《墨猫》、《行书立轴》在南京美术陈列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江洲夜泊图》在"中国画会第六届展览会"展出。

1938年，整理旧诗稿，编成《诗賸》一册。

1939年春，在国立艺专绘画系主持中国画专业。

1940年，作《楚兰图》。

1941年，作《秃笔山水》、《山居图》、《兰竹石》、《小城山水》等。

1943年，编写《中国画院考》。整理历年诗作，编为《听天阁诗存》付梓。作《秋酣》、《行书画论手卷》。

1944年，潘天寿的《中国花卉画之起源及其派别》一文发表于《前途》杂志第1卷第4号。编著教材《治印丛谈》。作 《山斋晤谈》、《黄山虬松》、《观瀑图》、《微雨蔷薇》、《江洲夜泊》等。

1945年，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甚至获好评。作《浅绛山水》等。

1946年，作《幽兰灵芝》、《秋风红菊》等。

1947年，潘天寿《佛教与中国绘画》一文收入王扆昌主编中华民国36年《美术年鉴》。作《水墨山水》。

1948年，潜心创作，数量剧增。作有《萱花狸奴》、《垂杨系马》、《秋夜》、《灵芝》、，旧友晤谈》、《盆兰墨鸡》、《秋意》、《乔松》、《柏园》、《松下观瀑》、《松鹰》、《行乞》、《濠梁观鱼》、《烟雨蛙声》、《读经僧》、《磬石墨鸡》等，由此确立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面貌。

1949年，作《耕罢》。

潘天寿

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族美术研究室"主任，与吴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充实院系收藏，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作人物画《踊跃争缴农业税》、《文艺工作者访问贫雇农》、《种瓜度春荒》。

1952年，作《丰收图》。

1953年，与吴茀之、诸乐三等人赴山东讲学。作《江南春雨》、《江洲夜泊》、《和平鸽》、《焦墨山水》。

1954年，著《中国画用具材料常识·毛笔的常识》一文。为北京饭店作《小憩》、《红荷图》。作《竹谷图》、《之江遥望》、《美女峰》、《睡猫》、《江洲夜泊》、《晚风荷香》。

1955年，作《对于文艺思想的体会》的发言，明确提出了自己对于发展民族艺术的主张。认为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一定要研究继承过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重视发展民族形式。强调"真诚、坚毅、虚心、细致地研究古典艺术"。作《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

1956年，撰写《顾恺子》一书和《吴道子的生平概况》。作《石榴玉簪》、《恭贺年禧》、《越王台》。

1957年，撰写《中国画题款之研究》、《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在《美术》1957年第1期上发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在《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上发表《吴道子的生平概况》，第4期上发表《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作《记写雁荡山花》、《莹莹山水》。

1958年，作品《露气》参加12月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作《鹫石图》、《铁石帆运》、《小篷船》、《松鹫》、《长松流水》。

1959年4月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要有更美的画》。撰写《花鸟画简史》初稿。应邀以《鹫鹰》、《小篷船》、《江天新霁》等作品参加苏联举办的《我们同时代人》展览。作《记写百丈岩古松》、《晴晨》、《江天新霁》、《国色天香》、《江山如此多娇》。

1960年作《夕阳山外山》、《堪欣山社竹添子孙》、《松石》、《小龙湫一截》、《百花齐放》、《初晴》、《映日荷花别样红》。 1961年4月，在北京"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教学的建议，写《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作《携琴访友》、《春塘小暧》、《松鹰》、《抱雏》、《梅兰夜色》、《晴峦积翠》、《小亭枯树》、《雨后千山铁铸成》、《梅鹤》、《微风燕子斜》、《雁荡写生》、《水墨花石》。

1962年4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提议国画专业应把诗词、书法、篆刻等列为正式课程。 秋，"潘天寿画展"在新落成的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随后又到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冬，参加美院举办的素描教学讨论会，提出中国画要有自己的基础训练方法。在《东海》杂志1962年10月号上发表《谈黄宾虹山水画的成就》。为缅甸驻华大使馆作《雨霁》，现藏于钓鱼台国宾馆。作《南天秋雁》、《青绿山水》、《梅花芭蕉》、《晴霞》、《菊竹》、《石榴》、《欲雪》、《鱼乐》、《秀竹幽兰》、《记写少年时故乡山村中所见》、《写西湖中所见》等。

1963年元旦，"潘天寿画展"由上海美协、中国画院主办，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在潘天寿主持下，美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 事理《听天阁诗存》。作《小龙渊下一角》、《雁荡山花》、《听天阁图卷》、《春酣国色》、《无取限风光》。

1964年，"潘天寿画展"在香港展出。作《泰山图》、《暮色劲松》、《光华旦旦》、《蛙石》。

1965年春，随学校师生到上虞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作《菘菜》、《指墨南瓜》、《红菊醺风》、《数点梅花》。

1966年春，作《梅月图》。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发，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

1967年初，被带到嵊县参加批斗大会。

1968年，浙江美院"打潘战役"达到以高潮。

1969年初，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医院抢救，此后即卧床不起。

1970年8月，因得不到及时、认真的治疗，出现严重血尿。

1971年5月，在听了向他宣读的"定案结论"（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敌我矛盾）后，愤慨疲备至极，又大量出血，再度送往医院抢救。

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寿在冷寂黑暗中长辞。[4]

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

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勾石方长起菱角；墨韵浓、重、焦、淡相渗叠，线条中显出用笔凝炼和沉健。

潘天寿的指画也可谓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出不平凡的艺术能力感染。

潘天寿的出身与齐白石相似，自小就经受了农村劳动生活的锻炼。但其学养却近似于黄宾虹。而由于他晚齐、黄二十多年，所接受的教育比之齐、黄更多现代性。和齐、黄一样，潘天寿没有从师于某一著名的大家，也是博采众家，集诗、书、画、印为一，用自己的天赋、气质和后天的阅历统驭画笔，开拓出一条蹊径。他对传统下的功力也很深。马远、夏珪的雄健，戴文进的强劲，沈石田的老辣，八大的奇倔，吴昌硕的朴茂，他都有所吸收与研究。其特点是边纳边吐，总以自己的强悍个性和与众不同的心理素质把它们消化，把那些异己的因素排掉，而从不被种种非个性的传统因素(哪怕是大师的、具有充分表现力的、革新的)所淹没和改造。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书赠的偈语“学无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与他的强烈个性气质完全相契。吴昌硕在晚年成为潘天寿的忘年交，他在惊叹潘天寿“年仅弱冠才斗量”、“天惊地怪见落笔”的天资、气魄之余，曾担心他笔路险绝，易入危途，在赠给他的一首长诗中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吴昌硕这一担心清楚地证实着潘天寿艺术道路的履险入绝特色和他的独特气质。他的指教使年轻的潘天寿反省了自己的“行不由径”，加强了对传统的钻研，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选择。在吴昌硕谢世的第二年，他在自题作品中写道：“予不懂画，故敢乱画，说是画好，说不是画亦好，不妄自批评，被讥蜀犬，懒头陀如是说法。”其独行如是。不理解潘天寿这一心理与行为特质，就难以进一步理解他“独树有门户”的艺术探索与艺术风格。

大约在四十年代末，潘天寿的艺术走向成熟，至五十年代后期进入高峰期。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为准，他的风格和创造性可用他自己的印语来概括：“强其骨”、“一味霸悍”。“强其骨”就是以力胜。骨力、骨气是中国书画阳刚美的审美标准。

为了这个目的，潘天寿强化了线的表现性——“以笔线为间架，故以线为骨”。线可刚可柔，如何运线为骨?他说“可与书法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二语相参证。”即刻划出灵动而又强劲无敌的线。元明清以降的文人艺术家强调的以书入画，多求线条的圆润、和谐、浑厚或秀雅，潘天寿则求方折、挺拔、生辣和雄劲。“潘天寿的画中之书与吴昌硕的画中之书不同。因为吴画不论在用笔和构图上主要是草书体或草篆体，大都化觚为圆。潘画不论在用笔和构图上则主要是隶书和魏碑体，大都化圆为觚。”几乎全以方折觚线构造形象，在画史上前无古人，因而他的“强其骨”就非一般“力能扛鼎”之笔力，而是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了。“强其骨”的另一特色是造型和构图上的雄阔险峻，多方正大折落；他画山，极少叠嶂重恋或平远杳杳，而是多取近景，结构一隅，选择出奇制胜的视角，在物象的配置上强调对比差。吴冠中曾分析潘天寿在构图上这种善于在平面分割中拉大差距、增强对比的特色，说这种构图能给人以“强烈、紧张、严肃、惊险及激动等等感觉”。他把潘天寿和八大山人的构图原则进行了对比，认为“八大的画基于动，表达流逝的美，他努力在形象中追求不定型。潘画立足于稳、静及恒久，着意于铸型，他一再画雨后山水，一再题这句款：‘雨后干山铁铸成’。大都化圆为觚。”这些分析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潘天寿不画千岩万壑，不画本来就能够唤起崇高感的高山大岭，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为对象，但画面效果却雄大壮美，与明清山水花鸟画率多优美、秀润的特色大异其趣。崇高的对象在某些人的笔下变为优美或者平淡、平易的景象在另外的人手下却变为雄壮而奇崛，源自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潘天寿绘画不入巧媚、灵动、优美而呈雄怪、静穆、博大，即源自他的气质、个性和学养的审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又与时代审美思潮不无关涉。

从青年到晚年，他有一以贯之的风貌，从绘画、书法到诗歌，也有一以贯之的气象——他的行书多出以扁笔，方圆并用，生辣刚劲而姿致奇峭，适足与画面相一致；他的诗近于李贺、韩愈和黄山谷，注重炼意炼句，僻拗老健，力排纤柔。“鬃髫倚长剑，起视夜何其”的壮气，不也与雄奇壮美的画幅相谐和么?这表明，在潘天寿艺术的背后、心理的深层，那种一以贯之的恒定的东西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气质个性。出色的艺术家都是把独有的个性气质发挥到极致，才成就了自己艺术的。

但任何气质个性又总是历史的产物，潘天寿关心国事，多“感事哀时”，他是个志洁的文人，亦常以“懒道人”、“心阿兰若住持”这样的别号表明自己清高的心迹。但他的绘画作品却没有一般士大夫画家贯有的那种自怜自哀和疾俗愤世。诚实、光明磊落、强倔而深沉、时时关心着祖国与民族的命运——这些个人品质与时代意识统一在他身上。早年经亨颐、李叔同的影响，毕生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历程，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磨难，担负教育、学术重任所唤起的时代使命感……这些，都不可能不化作一种潜在的意识，进入他的艺术。他作画的苦心经营，正表明着这种非天性的因素如何以理性和“第二天性”(化作无意识、潜意识的时代感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不少欣赏潘天寿艺术的人都感到，他作品风格的大气磅礴和至险至奇，虽包涵了个性却不是一任天然的个性流露，而大多出自他的惨淡经营。和吴、齐、黄相比，潘的经营性无疑要多的多。他晚年对指头画的巨大兴趣和悉心研究追求“不雕”境界，追求“如锥的画沙，如虫的蚀木，如蝌蚪的文字，如屋漏的痕迹。”再三强调“无笔墨痕”、“误笔”、“误墨”和“偶然效果”的“自然”意味，也许与他意欲对“做”和“经营”的损失作补偿的动机有些关系。不过，其他画虽减弱了雕痕，并没有在构图措意上改变一贯经营的特色。某些巨幅指画，对于扩展指画的表现力，对他“常中悟变以悟常”的追求，都是很有价值的。但纸面过大而指掌有限，有时致使工具、指趣与平面空间尺度有些失调，反而未必比小幅指画自然有趣。

传统文入画一向把“自然”、“平淡天真”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潘天寿也这样看。从反对做作、雕饰、过分华丽巧艳的意义看，无疑是积极的。但艺术创作离不开一定的技艺(尤其是古典艺术)，因此不可能不“做”，不可能全然“不雕”。所不同的，是“做”的程度不同，“做”法不一，有的近自然，有的近雕做而已。有些形式(如建筑艺术)·有的表现手法(如象征)如果一味求自然、天然，大约就要损坏它自身的长处和特征。绘画也不能一概以“天然去雕饰”为最高准则。像潘天寿所追求的雄大、奇伟一类风格，不可能采取像金冬心或齐白石的寓隽永于质朴的表现方式。齐白石的画让人感到亲切，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在审美形态的存在序列中，它们并无高下之分，而只有美学性格的差异；观者爱好选择的区别，亦只是乐山乐水之分。晚年的潘天寿，对于自己雄奇阔大风格的追求还不曾臻于极境，而以“不雕”为目标的指画对这种追求产生的力大约是反向的。就潘天寿以奇雄阔大风格向充满着纤弱、枯索而公式化的国画现状挑战言，他超越了传统，进入了现代；而就他以“不雕”等理论模式约束自己的“一味霸悍”言，他又回到了古典传统的规范。他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山，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尽管他在求学期间曾接受过李叔同的西画教育)。他在风格上和吴、齐、黄的差异，并无超出传统材料工具、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这个统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性格，依然未出“壮美”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没有由借鉴西方文化精神而转为崇高性。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

"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他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他在风格上和吴、齐、黄的差异，并无超出传统材料工具、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这个统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性格，依然未出“壮美”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没有由借鉴西方文化精神而转为崇高性。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2]（人民网评论）

“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3]（凤凰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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